每天一点正能量,分享励志生活,记录一个网络营销人成长的点点滴滴!
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与优缺点
首页 > 历程,感悟励志 作者:admin 2018年3月15日 浏览:354 字号: 评论:暂无评论

一、文字、、文化
对中西文化系统上的差异,近代以来,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反复讨论。笔者试图从文字对思维思维对文化的影响方面作一尝试性探索。
现代脑科学研究证实,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分工是不同的。右半球主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形象,左半球主要处理形形色色的语言符号。这表明左右两半球的思维工具不同,右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形象,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形象思维;左半球的主要思维工具是语言,我们可以称这种思维为语言思维。语言是形象的象征性符号,形象是语言代表的意义。在大脑中,形象和语言、形象思维和语言思维之间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反,连接大脑两半球的胼胝体以难以想 象的速度传递左右脑的信息。
人们常说,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它们到底是如何不 同呢?这种不同是怎样形成的呢?
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认为,中西书写文字的差异,是造成两者思维方式不同的根本原因。固然,文字是语言的书写符号,它不同于语言,不等于思维的工具。但是作为人们最经常使用的交流工具,文字对思维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文字,这种文字既不表形,也不表意,而仅仅表音;也就是说,它完全割断了与形象的直接联系,是一种纯粹的记录语言的符号。这种纯粹记录语言的字母文字频繁地、广泛地刺激人们的大脑,就逐渐地形成了西方人长于语言思维的特点,使之语言思维特别发达。而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它不仅表音,而且还能表形、表意。这种音、形、意互相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提供了 方便的工具,使中国人长于形象思维。
文字影响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影响文化的发展特点。中西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使中西文化表现出各自的独特风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和思维是相互依赖的。如黑格尔就声称:“思维形式首先表现和记载在人们的语言里。” 杜威也指出:“吾谓思维无语言则不能自 存 。” 而我们的语言学教科书则反复强调,语言和思维是外壳和内核的关系。与此相反,许多中国学者却认为自己思想的最高境界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
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思维和语言关系上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他们对语言学的兴趣。为了更好地发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西方人很早就很重视对语言的研究。从古希腊时期以来,语言学就“变成’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一枚独立学科”, 一直到近现代,西方的语言学一直是遥遥领先的。而中国人的思对语言的依赖性小,此相应,中国对语言研究就不那么重视。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一直没有得到独立发展。孔子早就提倡:“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的音韵学就是文学和经学的附庸,人们只是为了写好诗赋和第才去研究它。学者们甚至把文字、音韵、训诂贬称为“小学”。直到十九世纪末,马建忠才照搬西方的语言理论, 写成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马氏文通》。此后,中国的语言学才逐渐独立发展起来。
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气质。中国哲学史上的三大流派儒道佛都强调内心的反省、体验与觉悟。儒家先贤曾参早就说过:“吾日三省吾身”(同上书《论语·述而》),以反省为必不可少的修身手段。道家则更进了一步。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语言,甚至图象都成了束缚思想的桎梏,思想修养达到了一定程度,图象和语言都不存在了。这个传统在佛教徒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慧能虽然不识文字,却能以力主“顿悟”成为禅宗南宗的鼻祖。后来,禅宗干脆主张“不立文字”,彻底抛弃语言文字,而完全用纯粹的直觉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的奥妙,“棒喝”就是其主要形式之一。因此,佛教之所以在中国发展起来,禅宗之所以在中国产生,中国形象思维的土壤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与此相应的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一系列玄而又玄的概念,如阴阳、元气、意境、神韵、风骨、虚 实……举不胜举。
在语言思维影响下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哲学,表现出了另一种风格。西方哲学家们总是以语言的严密性和思辩性见长。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如此,近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也如此。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哲学是一种语言思辩的哲学。当然,西方学术史上的概念也是相当明确的。
专家认为,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这大概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相对地讲,语言思维具有精确性,这是西方人思维的特点。中西思维的这种不同特点,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固然,这同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语言研究的不同态度也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西方语言是比较精确的,汉语,尤其古代汉语则比较模糊(由于大量西方译名的输入,现代汉语正在向精确化发展)。同一个意思,中西哲人的表达风格各异。如老子说:“有无之相生也,难易之相成也,长短之相形也,高下之相盈也,音声之相和也,先后之相随也。”(简本《老子》第二篇第九章)类似的意思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却变成了“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把它分成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孔子对智慧的定义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亚里士多德却说:“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 的知识。”[4] 虽然把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语录译成了现代汉语其精确性仍未泯灭;而老子和孔子的语录就必须通过一番领会才能得到其真谛。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表面上看,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具有鲜明的抽象性、概括性,而中国先哲的语言具有突出的具象性、比喻性。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其实,在这种具象性、比喻性的背后,却表达了与西方哲人所揭示的同样抽象的道理。所以,有些人认为西方人的思维富于抽象,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这是一个错觉。有谁能说“得意忘象”不是一种抽象?有谁能说“心通”、“冥合”不是一种抽象?只是它们扑朔迷离、难于表达而已。甚至一向贬斥中国哲学的黑格尔也不得不承认,《周易》中“那些图形的意义是极其抽象的范畴,是纯粹的理智规定。”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抽象思维(确切地说是语言思维)与逻辑思维混为一谈,所以那些认为中国人的思维缺乏抽象的人,也往往断言中国人的思维缺乏逻辑。这同样是错觉。所谓逻辑,就是客观规律性。其实,反映客观规律性的思维就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也反映了客观规律性,当然也是一种逻辑思维。
当然,我们不否认,语言思维和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具有不同的特点。语言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语言表达中显而易见,因而是外在的;形象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存在于形象之中,在语言表达中则不那么显著,因而是潜在的。这正是造成以上各种错觉的根源。
中西思维方式的这些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学者在理论体系上的独特风格。也就是说,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是潜在的、模糊的;西方学者的理论体系是外在的、清晰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并非没有自己的体系,那种认为中国缺乏理论体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形象思维是通过直观或直觉把握事物的,这就自然地决定了这种思维方式把握的是事物的整体,而非局部人们用直观或直觉去感知一个事物的局部而舍掉其它部分是相当困难的。当我们想象桌子的形状时我们的大脑中出现的总是整个桌子,既不只是桌子面,也不只是桌子腿;同样,我们想象桌子面或桌子腿的形状时,它们总是同整个桌子合为一体的,难分难舍。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整体性。相反,语言思维的工具是语言,这就给具体分析带来了方便。人们在运用“桌子”、“桌子面”、“桌子腿”等语词概念进行思考的时候,它们都是完全独立、互不牵制的。因而,这种思维方式具有分析性。
形象思维的整体性和语言思维的分析性各给中西文化打下了自己的烙印。中国学者的著作,大多是非常综合的,一部《论语》,囊括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心理学思想、伦理学思想等内容。而西方的学术著作,一般是分门别类的,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是《工具论》,心理学著作是《论灵魂》,美学、艺术理论方面的著作则以《修辞学》、《诗学》为代表,此外还有《政治学》、《雅典政制》等政治学方面的著作。在物质文化方面,以北京故宫、曲阜孔庙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具有鲜明的完整性,而西方的建筑则颇具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的情趣。
语言思维的分析性与精确性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更加精确,必然要求具体分析;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更加精确。它们表现在艺术创造上,是求真与再现。西方的艺术家们为了把人体画得更逼真,往往在人体解剖学上下功夫,他们力图再现艺术创造的对象。古希腊、罗马艺术家们的雕塑品,使当代艺术大师们叹为观止;达·芬奇的画蛋的求真态度,已成为妇孺知的美谈。这种真的、再现的艺术是符合西方之审美观的。亚里士多德就说过:“维妙维肖的图象看上去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
思维方式本身并不存在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只是现在我们身处现代化、西方化的潮流之中,只能以普适的价值、全球公认的标准——能否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否促进物质财富的积累、能否促进民主自由社会的形成来评判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正如西方人喜欢批评社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否定民主制度一样,我们讲思维的问题、《易经》的问题,也不是在否定传统、丑化我们的民族,而是在深化对传统的认识。通过了解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以及长处和短处,将有助于中华民族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尽快实现思维方式的转变,从而早日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为什么中国人要么是革命派,全盘否定过去,要么是保守派,不允许反思传统,讲任何缺点呢?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是模糊、体验、直觉型的,是象征主义、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思考模式,它适合于文学哲学的创作,但不适合科学的发展。
我们是简洁少言的思维方式。汉语文约义丰,充满了模糊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同时也引人遐想,趣味无穷。中国的哲学书多是格言警句式的片断汇集,语句之间没有多少联系。比如,《道德经》中的语句皆似名言隽语,虽深刻但不系统;《论语》也是以寥寥数语阐述其哲学观点,虽简约但不规范。尽管《庄子》《韩非子》诸书中不乏清晰、思辩的内容,但其思维主流仍然是中国式的;尽管《墨子》《荀子》之中充满了逻辑、勘天的思维,但它们毕竟不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人的思考主要是含糊不清的非概念思维、象征主义推理而非逻辑推理的方式。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道”出来的,只能是“玄”。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孔子说“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训诫:“不立文字”。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道理尽在不言中!这丝毫不奇怪,与古希腊人生存环境恶劣、重在探索自然,并从战胜大自然中体会出人的理性、力量以及形体之美不同,中国人的自然环境相对优越,最困绕我们先人的不是自然的狂暴,而是人生社会的变幻莫测。而人生社会的许多道理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不可能用逻辑来理解。
可是,科学的道理却要求“可道”,可以用文字符号精确地表达。
我们的老祖宗还擅长于比喻、暗示、象征的表述方法。比喻即以外物间接地表达自己或其他事物,特别是隐喻内心。中国的俗话成语中到处充斥着这类比喻、简单的类推,而且往往是异物之间的相推,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等等。在这其中,山水、马牛、鸟兔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中国人仍然喜欢这样的简单的象征主义推理。
中国人的思想中也充满了暗示——一种不便讲明的象征。庄子以“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曹植以“洛神”、骆宾王以咏蝉之“无人信高洁”、张九龄以“草木有本心,不求美人折”暗示自己的高蹈;李白以“蜀道之难”暗示官场的凶险,孟浩然以“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暗示自己对官场的艳羡。
《易经》之阴阳八卦以及后来的五行思想是中国式象征主义推理的典型代表——以阴阳二爻、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类推万事万物。古希腊、印度也有类似的思想,如“火”构成说、“四大”说,但它们只是文化的支流,不像阴阳五行的象征主义是中国人思考方式的主流。西方现代文学流派也有象征主义,主张以外物隐喻内心、间接表达,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庞德等都喜欢汉诗。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中国人的思维就是象征主义的。
中国人的主流思维模式是以直觉、体验、类比、象征取代了理性、逻辑,因而表现出感性强、理性弱的特点,这或许是农耕民族的经验主义的表现吧。中国的封建专制政治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造成了生灵涂炭、饿殍遍野、王朝循环,但我们的古人仍然只热衷于对官场经验的描述,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只满足于诗词歌赋、美食男女、求神拜佛、方术练养、官场钻营之类,几千年竟然没有出现一个对专制制度作过彻底反省的思想家,最多像黄宗羲、顾炎武、洪秀全,主张天下非君主一人之天下、不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至于如何以制度设计来保护百姓的利益、制约统治者,就没有下文了。不像古希腊人就研究分权、制衡、法治,进而出现了民主政治。
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的古人记录了哈雷彗星四十来次,但没有人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得了此项发现权;我们早就有类似于血液循环的看法,但没有上升为理论,最终是英国人哈维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有中医、针灸,但停留在经验或五行的范围内,虽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的话语体系,但阴阳五行之象征主义推理与三段式推理等科学理性仍然大异其趣。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而中国却不是走这样的路。的确,有别于西方智慧的逻辑型、思辨型、实证型,中国的智慧是记录型、描述型、经验型的,我们有许多彗星、新星、太阳黑子的记录,我们有无数的实用技术发明,有人甚至列出了古代中国几千个、几万个世界第一,但我们的成果永远处于能工巧匠式的捕捉现象、经验的初级发展水平,无论多少年都永远没有进步。难怪雨果说“中国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人是现实主义者、世俗主义者。恩格斯就说,中华民族是最讲现实的民族。作为以农耕为主的群体,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居住在同一个地方,表现为辛苦性、家族性、实用性等等特点,缺少游牧民族、海洋民族的浪漫性、超越性——如丰富的神话和宗教、超越现实和具象的形而上的思考。中国人似乎对现实之外的东西不感兴趣,只热衷于大红大绿、大吃大喝、大红灯笼、抱个大鲤鱼、子孙满堂、光宗耀祖、酒肉祭奠之类的世俗的东西,我们的主流思想中也缺乏形而上的逻辑思考。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也仅仅以寓言故事来论证其哲学命题,而不是缜密的推理。一个民族长期如此,必然带来理论的肤浅、不成体系,而理论的荒芜又导致技术的停滞、落后。李约瑟说,现代的蒸汽机等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可是中国人能制造水排,能制造风箱,就是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制造蒸汽机。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技术很发达,但我们不会制造玻璃,因为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的方法不能上升为理论,移植到别的地方。我们虽然有“四大发明”,但现代火药却是诺贝尔的专利,指南针帮助西方人发现了新大陆,在中国却只能用于测风水。因此,中国人在近代落后挨打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的。相对主义是指,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譬如,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辩证思维、“齐万物”之相对论,中国佛家特别是华严宗主张依存论、缘起论,等等,他们都否定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中国人还持“场内观”——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盘古创造了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内在于宇宙的,它生成两仪、四象、八卦,以及世界万物,等等。中国人不是从绝对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待宇宙,古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惊异之情和与天奋斗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与之相反,西方人是持绝对主义、实体主义观点和天人相分的“场外观”——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大自然;人类也是宇宙的外在力量。由此,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并进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一元主义是指,古代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道器合一”、“身心不二”、“体用一如”。这种一体化的观念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使得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乃至多元主义者——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人与自然相抗。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行动;正因为天人分离,所以西方人致力于改造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
从中国古代的方术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问题所在。
方术,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源于《易经》,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它包含了古代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堪称“中国科学”,历代研究者趋之若鹜。西方也有方术、神秘学,但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蔚为壮观的景象。中国方术的理论基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五行相生相克、阴阳转化等,其方法为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使用遁辞等。方术的内容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缺乏科学性,都是一些神异、附会、感性、经验、类比、象征的东西,而这些正是中国人思维的优势,也是《易经》思维的特点。
文字、文化决定了思维方式。中国的文字文化不比西方的简单,反而负责程度远远超过西方的文字、文化,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远胜于西方,只是现在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而已,用近几年国家的发展可以看出来,现在我们的发展速度和西方国家这个时期的发展速度相比要快很多,这不光借助于人口多的优势,更打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思维方式。
但是现在我们好多父母都惊慌惊恐的追逐西方文化,过了解一些文化是好事,过激了就不好了。令人欣慰的是现在好多城市开始注重国学了。
中西方除了文字、文化影响了思维方式不同,那思维方式上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人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

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包含三个原理: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其逻辑思维强调世界同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同一性”认为事物的本质不会变化,一个事物永远是它自己:“非矛盾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可能同时对或错;“排中性”认为一个事物要么是对要么是错,无中间性。

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则是分析思维,考虑问题不同于中国人追求折衷和谐,喜欢从一个整体中把事物分离出来,对本质特性作逻辑分析。

这就是综合与分析的差异―― 季羡林先生说:“东西文化大不一样”。就方法论说,中西文化之不同,集中表现在前者重综合后者重分析。

西方人注重分析是从文艺复兴开始,各学科分化出来,分析法大行其道。分析法要点有三:一是分门别类,二是穷根究底,三是隔离――隔离是分析法的精髓,在科学方法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分析法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伽利略所进行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善用分析法的好例子。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主要靠的是分析法。

中国人的学术研究以综合法为主,源于中国特有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易经》及其易学的思维方式注重整体性思维。儒家道家都是对宇宙作整体性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探讨,着眼于各部分之间的外部联系及相互作用,很少分析其内涵。重综合轻分析主导了中国人的学术研究,中医学就是典型例子。中医传统理论是基于阴阳二气之谓和、以及五行生克,都是整体出发抽象出来,实质是将各个器官及各种因素的影响作通盘考虑,以综合法辩证施治。经络与针灸――针一穴能全身以及中药处方君臣配伍,均基于整体综合的观念。西医则大不相同,它以人体解剖为基础,层层深入分析,从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至枋、染色体、基因、、、、、、西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坏了就在那里开刀。

这种科学方法的分道扬镳产生了深远影响――重综合轻分析是导致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片面的方法对事物研究难以深入下去,所得结果只能是概貌而失去精微,尤其近代科学向纵深发展就无法胜任了。

分析与综合,本是科学方法的两个方面,二者不可偏废。为什么偏重分析能使西方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分析法之精髓在隔离,这对于物理化学等领域特别适用,原因是研究对象较简单,影响因素少,较易隔离,从而使分析法大有用武之地。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大多在这些领域中。那么这种偏重分析法到底能维持多久?如今科学门类越分越细,层层深入,探小入微,是否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呢?

现代科学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对象――生态环境、宇宙变化、生命奥秘、大脑功能、思维机制、人工智能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这些大系统不仅包含为数极多的部分和更多的影响因素,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使分析法所要求的隔离很难实现,也难有效地进行分析,如不作综合也会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总之,随着科学进一步发展,单靠分析已不再适应,必须同时采用综合法。

“新世纪的曙光在东方”,综合法将东山再起,西方也已认识到综合法之重要性,系统学与工程学的兴起即是明证。西方学者也开始向东方学习,中国的禅宗老庄哲学与孔子学说在部分西方学者中流行,西医也在研究中草药与针灸,“天人合一”、“返朴归真”思想也逐渐为西方学界接受。

综合法并非要复古,不能照搬老祖宗一套,应两法并用,扬长避短相互补充。东西方各尽其长,二十世纪科技突飞猛进,物质文明空前,也带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核军备竞赛等严重问题,但不能据此说西方科学已陷入危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要辩明什么是真正的“国粹”?国粹会不会被淹没?不妨以史为鉴:中国乃四大文明古国唯一至今尚具活力者,决非偶然。除了中华文化本身的博大精深以外,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是一个重要原因。盛唐的文艺高峰,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均为显例。

将来必是是文化多元、文化合流、“东西同化”的世纪。

 您阅读这篇文章共花了: 
百度站长、熊账号文章自动提交之dedecms系统修改
记录:discuz3.3防水墙关闭及火车头发布接口问题
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与优缺点
本文作者:admin     文章标题: 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与优缺点
本文地址:https://www.lizhi8.cc/s/zhongxiwenhuachayi.html
版权声明:若无注明,本文皆为“admin”原创,转载请保留文章出处。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